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民族教育源远流长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、盛昌，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。广袤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是否发达，对于在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更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。民族教育的诸多独特内涵和规律，乃千百年间发展赓续而来，必有其历史的、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。只有认真研究它，切实掌握它，才能全面鉴古观今，把握真正堪称“中华民族教育史”的完整脉络，进而写出科学而完整的《中国教育史》。
然而，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，发展极不平衡。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史研究，大多底子薄、起点低，个别几乎等于零。为之修史出书，乃拓荒之举：编纂既需投入超常的人力、财力；出版更须勇于奉献，认认真真“劳社伤财”。出好书难，出填补空白的民族类好书，更难！时下面对此类选题，有些社常常畏难却步；抑或浅尝辄止。畏难固不足取，急功近利抢“先”，亦难恭维。得幸先睹这三大卷巨制，我不禁为之振奋，深感在浩如烟海的新书中，它实在非同等闲；编纂难能可贵，出版缜密精良，堪称“软、硬”（件）合璧之作。
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的价值和成就，表现在诸多方面。以“开拓”意义言，主要有三：
其一，它首次系统发掘各民族古今教育史料。古谓“史不失书”、“史不绝书”，可民族教育之“史”，却“失”而“绝”书多矣！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各少数民族教育几乎无一拥有现成系统史料；大多数兄弟民族自古并无文字，仅靠口耳相传，难免人亡“史”断。纂修民族教育史，既无文录专籍可稽，亦乏口碑野史可考。修史，最忌讳仅就手边现有材料，敷衍成章。这部《民族教育史》，非常重视夯实“史料发掘”这一基础工程：除艰难撮录汉文和民族文字典籍的散见史料外，更多的，则博采建国以来历次民族社会调查口录；此次修史时，又进行了大量田野补充考察。如，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，即无一不从“原始资料”发掘开头，其难其繁，不难想见。全书大量史料，皆属“抢救”性发掘所得，内容弥足珍贵，非一般史籍可匹。
其二，它首次系统爬梳民族教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。诸如民族教育的涵义、分类，民族教育史的分期断代、地望分布，以及民族教育史在全国教育史中的纵横定位，等等，书中都以史带“论”，做了不乏建树的探讨。以“分类”为例：鉴于各兄弟民族时至本世纪中期，社会形态仍千差万别，从原始公社末期，到奴隶制、农奴制、封建制，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几乎无一不有，该书考虑教育类别的划分，便从“大教育”出发，循“各族史”而行，既看历史横面上各族的教育水准，又看各族历史纵面上的教育进程，经纬交织，而以“史”贯之，给予特殊的厘定。对于民族教育独有的双语教学手段、寺庙经院教习、多元文化影响，及民族心理濡染等特中之“特”，书中则作特例特析，或详或略，或合或分，加以平实、审慎的记述，既避免了内容失当之虞，又绕开了史料欠阙之弊。
其三，它首次构建全国民族教育史的总体框架。构建这一框架，首先碰到的，就是各族教育史的各自历史分期，以及它们之间，如此众多分期与中央王朝历史分期之间，如何对应观照而见诸一体的问题。面对各民族变迁无常、发展各异的纷繁历史进程，该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，没有将其简单地划一于中央王朝，而是兼顾各族实际，各予酌处：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，按朝代史记述；否则，按大的年代史、世纪史划界；上溯数百、上千年，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，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，则统称曰“解放前”的教育发展史。在具体结构上，该书既宏观“一史”统而筹之，又让各民族教育史相对自立；既分章分述各族古今教育，又一体贯穿理论、主线、规范，以至具体编排。整中有分，分而见整，相辅而行，浑然一体。须知，各民族教育的发祥、变迁、交融、发展，皆因其社会历史、人文背景、生产力水平等诸多不同，而杂然错综，殊多差异。要将其合成一书，而贯于“一史”，难免治丝益棼。而在此点上，该书创意别出。
古训云，“国可亡，史不可亡。”56个民族多彩多姿的教育，不能没有史册传之于世。在建国50周年之际，卷帙浩繁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应运而出，可谓教育界、出版界的一大好事、盛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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